谢振定竟然敢放火烧了和珅家里的奴仆们的车子。
嘉庆一听他儿子报父名，当场升了三级。
两代清官不是靠运气，而是因为骨头硬、心气正、脚步实。
这事要是放到如今，听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
一个县令去京师见皇帝，皇帝随口问了问他的家世，报出了父亲的名字，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把他升了三级。
是真的。
不是那些街头巷尾的闲聊故事，也不是那些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而夸大其词的精彩传说。
《清史稿》里头明明白白写着，嘉庆朝的记录本上有详细记载，还有河南固县和四川叙州府的地方志书，它们都像是层层叠叠的证据，把事情给证实了。
谢兴峣是河南固县的县令，嘉庆朝的七品官员。进京引见那天，他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他父亲谢振定——那个敢当街教训和珅家奴，甚至烧掉对方马车的御史——一开口，嘉庆帝的眼神立刻变了。
不是怀旧，也不是图个情面。
真是认这个“骨头”。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不是从谢兴峣进京的时候讲起，而是要从和珅最得宠的时候说起。
乾隆皇帝年纪大了，朝廷的运转中心已经从养心殿转移到和珅的府上了。
他当上了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还管着户部、吏部、刑部等多部门的要职，甚至还负责内务府——也就是说，他掌控了人事权、财政权、司法权和皇室财权，全都在他的手里。
这不是一个人掌控了整个朝廷，而是朝廷本身仿佛成了他的私人领地。
他的门下弟子和信得过的人在六个部门和九个关键职位里都是有头有脸的。地方上的大官，遇到他派去的家丁，都得弯腰行礼。他手下一个叫刘全的管家，原本是个家里的奴仆，却能坐上八个人抬的大轿，前面还有人骑马开路，威风凛凛的阵势按照王府的规矩来。旁观的百姓远远看到，躲得比见了巡城的高级官员还要快。
谁也不敢来挡路。
一不小心，轻则丢官帽，重则进大牢。
御史台原本是用来监督百官的，但那几年，它好像成了和珅的耳目。谁要是递上弹章，第二天就被调出京师，发往新疆、伊犁、乌里雅苏台，一去就是十年不回来。
正经的谏言去哪里了？
有的人闭上了嘴，有的人假装生病，还有的干脆辞职回家了。
谢振定就是不这样。
湖南湘乡是个地方，出了个厉害人物，他是在乾隆四十五年考中了进士，然后他得到了翰林院检讨的职位，后来他又换了个江南道监察御史的官职。
这个差事，本来就是靠打报告说说而已，关键是要有股子不怕麻烦的精神。
他不听传闻。
他用眼睛看，用脚走。
每天巡视城市，他穿着一身青色的袍子，不坐轿子，也不带任何仪仗队，就混在普通百姓中行走。
在东四牌楼茶馆里，他听到百姓抱怨税粮折价太重；在崇文门税卡前，他看见脚夫被勒索得跪地求饶；在护城河边，他目睹流民拆屋梁当柴烧。这些情景，他都一一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素笺上，字迹细小如蚂蚁，墨色深浅不一，显然是夜里在灯光下补写的。
他不写奏疏，先收集证据。
乾隆六十年冬天，证据终于爆发了。
那天下午，天空阴沉沉的，风里夹着雪粒，吹得人脸生疼。
谢振定刚从打磨厂出来，刚拐进西河沿，听见前面有马蹄声急促，车轮碾过冻土嘎吱作响。
往上一瞧——一辆装饰华丽的红车飞快地驶了过来。
车头装着镶铜的龙首，车上的遮布是用四川的蜀锦织成，上面绘有云龙的图案，马匹是精选的三河母马，搭配着镶银的马嚼子，驾驭马车的人穿着深青色的缂丝马褂，袖口处滚着金色的边——这身装束，只有王府里的总管才有资格穿。
更显眼的是那顶上的赤金顶珠，高约三寸，雕刻着双凤朝阳。
《大清会典·舆服志》中明确记载：亲王和郡王可以使用金顶的车轿，而贝勒以下只能使用银顶。民间的车轿禁止使用金饰，如果违反规定，将会受到八十板的处罚，违规的车马也会被没收。
这辆车，从头到尾，哪儿都不正规。
谢振定侧身让到街边，手按腰间铁尺。作为御史巡查，他可以拿铁尺来校准尺度，也可以用来防身。
车开到面前，猛地停了下来。
车门轻轻拉开，露出一张抹了太多油膏的脸，脖子上挂着一串像蜜蜡一样光亮的珠子——这种情况下，通常只有仆人会戴这样的珠子，这就有点儿越界了。
那人斜着眼睛看谢振定，见他没有顶戴，也没有随从，便嗤笑一声，声音提高了：“挡什么道？瞎了？没见这是和中堂府上的车？”
话音刚落，鞭子“啪”地抽在谢振定的脚前的冻土上，碎冰溅到了他的靴面上。
围观的人一下子往后退了三步。
有人小声叹道：“完了，这御史恐怕要栽了。”
大家都站在原地，没一个人往前走一步。
没人敢说话。
谢振定没有后退。
他向前迈了一步，铁尺“锵”地抽出三寸——不是威胁，而是亮明身份。
御史铁尺，长三尺三寸，用乌铁打造，尺身上刻着“纠劾百官”四个字，尺尾挂个铜铃，走路时会轻微响铃提醒。
一听到铃声，那家奴的脸色变了。
就因为惯性作用，嘴巴还硬邦邦地问：“御史？哪个官府的？敢挡着大人坐的车，这不是存心找死吗？”
谢振定没有说话。
他一把抓过缰绳，紧紧握住。
左手拽缰绳，右手拿着铁尺横拦在车辕上，腰部一沉，肩膀顶住车轴——这一系列动作快得就像练了十年摔跤一样。
汽车停下了。
他一把拽开车窗遮布，猛地掀了上去。
家奴没防到，就被拉出了车厢。
落地时踉跄几步，帽子歪了，朝珠散了一地。
他刚张嘴要骂句“臭官——”，谢振定手里的铁尺就那么一撞，正中他肋下的软肉，不是狠打，是精准地点到了穴位。这一下，那人差点喘不过气来，身子一弯，就开始干呕。
围观的人群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谢振定头也不回，对着街角那巡更的更夫大声吩咐：“快去，柴市口给我搬柴！要那种干松枝，搬十捆过来！”
更夫腿抖，不敢动。
谢振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腰牌，扔了过去：“江南道监察御史谢振定，奉旨巡城。车越界了，人犯禁，依法焚毁。你去不去？”
腰牌是金黄色的，一面刻着“纠察”两个字，另一面写着“乾隆钦赐”。更夫一看这样式，咬咬牙，赶紧跑了。
木头先生找上门了。
车底下堆满了松枝，用的是从酒楼要来的灯油。
谢振定亲自按下了点火开关。
火焰噌的一下蹿起，烧到了那绣着龙的帷幔上，龙的图案在火的烤炙下开始变形、变黑，最后破碎开来。
车轮受热爆裂，铜螭首熔成一团赤红铁水，滴在雪地上，“嘶”地腾起白烟。
整条西河沿街静得仿佛能听见火苗燃烧的声音。
有人悄悄地擦着眼泪。
有人握紧了拳头。
没人敢鼓掌。
火灭了，雪下得更大了。
谢振定收起铁尺，擦了擦袖子上的灰，然后转身离开了。
身后传来哭嚎——是那家奴终于缓过气，瘫在雪地里喊：“你完了！中堂不会放过你！”
谢振定一直没停脚步。
他知道和珅绝不会轻易放过他。
古时候的《大清律例·职制律》规定得很清楚：官员如果用的车轿规格不符合规定，就要挨八十杖，而且会被免职；如果是家里的奴仆冒用了高级的车轿，就要挨一百杖，并且被流放三千里。
他不是在烧车，而是在烧别的东西。
他那火苗燎原，直扑向那层让法律被践踏的泥土，如同愤怒的烈焰，要把一切不公烧个干净。
第三天，都察院下发公文，说谢振定“滥用非刑，损坏官物”，命令他立即被革职，并发往甘肃巩昌府通判任上效力。
——这个官位从六品变成了正七品，乍一看是级别升了半级，其实呢，这可是大大的降级。相当于把你派到了边疆的苦寒之地，而且这一去，基本上就和京城的官场生涯永别了。
公文里没有提到“和珅”这个名字。
大家都明白，这是和珅干的。
谢振定接过那份正式的文件，直接问道：“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他走得利落。
没说再见，也没申诉，卷起铺盖，雇了一头驴子，自己背着书箱出了宣武门。
箱子里除了《大清会典》和《律例辑注》，还有一叠素笺——那些记着百姓诉苦的纸，他没有烧，也没有丢。
和珅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他做错了。
乾隆六十岁那年腊月二十，太上皇乾隆在养心殿里去世了。
嘉庆登基，开始掌管朝政。
七天的钟声刚敲响，大年初八这一天，步军统领的队伍就像猛虎下山一样，团团围住了和珅的府邸。
正月十三，赐白绫。
和珅家产清单被查抄后，后来收进了《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这个档案里，现在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黄金五十八万两，沙金二十多万两，元宝银九十四万两，银圆五千八百枚，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田地八千顷，房屋三千间……
咱们来算算账，单是现银这一块，顶得上国家十五年挣的钱。
嘉庆帝拿着清单，手在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害怕。
有个臣子，他的财富能跟国家的金库比肩，就差那么一点，就要走上篡位的道路了。
清算开始了。
和珅的那些同伙，有的被砍头，有的被绞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革职。
嘉庆皇帝亲自找出了几本老档案——那些被压着没处理的投诉信，以及被退回的机密报告。
那份文件，页边都磨得有些毛糙，墨迹也淡成了浅褐色，标题简洁明了，只有六个字：“劾和珅家奴越制”。
落款：江南道监察御史 谢振定。
嘉庆爷把这份文书小心地拎了出来，藏进了衣袖里。
三月里，皇上下了一道命令，指向了甘肃：“原来那个御史谢振定，他这个人很正直，不怕欺负大人物，现在就让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礼部当个主事。”
从地方的小官直接被调回京城担任重要职务，这可是破格提拔啊。
谢振定回到北京的那天，没穿新官服。
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袖口磨出了毛边。
他先去了都察院，把当年用过的那根铁尺还给了库房——御史离任时，铁尺是要归还公家的。
掌库的老吏盯着他看了半天，颤声问：“谢公……真的烧了那车？”
谢振定微微点了点头。
老官转过身，从隐藏的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裹的东西，双手递了过来：“那会儿，我悄悄藏了半颗大珠子。熔掉了一半，就剩这么个样子。”
铜珠的残片上，凤凰的头部依稀可见，边缘已经烧焦。用手摩挲着，还能感受到当年火焰留下的凹凸痕迹。
谢振定接过，放在怀里，没说话。
回到礼部之后，他一头扎进了工作里。
不争位置，不结帮派，不送私情。
只操心三件事：礼仪规范、考卷评判、地方进贡。
每件事都要做到精益求精。
祭天的玉璧尺寸差半分，他要求重做；乡试的墨卷有抄写漏字，他把整个榜单都废了；云南进贡的普洱茶饼夹带私盐，他查到了府经历一级。
在办公室里，同事们私下里都管他叫“谢铁尺”。这个绰号不仅包含了全名，还简洁地概括了他的个性。
他做事不靠关系，靠道理。
他能从古人的礼制一路讲到现在的实践应用，引用各种文献资料，每一句话都有出处。就像《周礼》是怎么制定的，《大唐开元礼》又有什么规定，《大明集礼》又是怎么演变过来的，他都能给你详细说明。
礼部尚书害怕他，不是因为他告状，而是因为他当堂背诵了《仪礼·士冠礼》的全文，逼你承认流程有误。
在清朝嘉庆四年，朝廷决定举行太庙的祭祀仪式，但各部门在礼仪上争论不休。
谢振定拿出《五礼通考》的手抄本，翻到“祫禘”篇，指着一段批注：“钱辛楣先生这里的校勘非常精确，应该按照古本的版本来。”
钱大昕号辛楣已经退休好多年了，连嘉庆帝都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谢振定这家伙，可真够厉害的，他能准确地引用那些还没正式出版的手稿里的点评。
全场的人都静静地坐着，空气里弥漫着庄重的气氛。
他的晋升速度慢。
这十年，就像走迷宫一样，从一个小角色变成了小头目，再从小头目晋升成了大管家。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了精心设置的陷阱上，小心翼翼地前行。
他身边没人伸出援手，提供他需要的助力。
他像一位巧匠，用一枚枚钉子加固破损之处，将这些修补点连成一条坚实的路。
在大清朝的嘉庆十四年那个冬天，他累倒在了核对漕粮账册的办公桌旁。
灯还亮着，砚台结了薄冰，手边摊着《漕运全书》，朱笔圈出了三处“浮收”的疑点。
大夫诊断出是"劳瘵"，这说的是肺痨到了晚期。
皇帝亲自指派御医，给这位大臣送去了人参和鹿茸，还安排了一处位于宣南的宅邸供他休养。
谢振定婉言谢绝了：“我没什么功劳，不敢接受这个赏赐。”
圣旨再次颁布：“你在烧毁车辆的时候，已经为国家立下了功劳。”
他没有搬进赐宅。
死在了礼部那间冰冷的值房里，铺着硬邦邦的床板。
临终前，让人拿半块铜珠，用布包好，放在枕头下面。
没留遗嘱，也没交代身后事。
只对旁边守着的长子谢兴峣说了一句：“记住，官是做事的，不是做人的。”
这句话，后来被谢兴峣刻在了书房的镇纸之上。
谢振定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太常寺少卿，并赐予“恪愍”的谥号。
"恪"意味着对工作无比认真，不松懈怠慢；"愍"则表示对国家的担忧和忧虑，同时也暗示着早逝的命运。
很浓的墨香。
可是，他的儿子谢兴峣就没享受到这份荣耀。
按照老规矩，父亲去世后，儿子能继承个位置，顶多就是个监生。想当官，那得自己去考才行。
谢兴峣通过正规考试获得了举人的称号，没有选择捷径。
放外任，抽签抽到了河南固县——全省最穷的一个县，山多地少，十年九旱，县志上写着“民食树皮，岁报流徙”。
他第一天上任，县衙的门板已经烂了，一推门，“咔”地一声，掉下了一半。
大堂的匾额上原本写着“明镜高悬”四个字，但油漆已经剥落，只剩下“高悬”两个字歪斜地挂着。
进了仓库，钥匙转不动，像是被时间锁住了。我们费了好大劲，终于打开了那扇门。眼前一亮，三石二斗的粮食堆在那里，但因为放得太久，已经长出绿绿的霉菌。接着，我们发现了一大串银子，足足有十二两七钱，每一块都是康熙时期的铜钱。可惜，因为年代久远，字迹都模糊不清了。
书吏战战兢兢地上交文件：田赋积欠七年，讼案堆积三百多宗，城西坝决口十年未修，盗匪盘踞西山，白天不敢出门做生意。
谢兴峣没有发出一声叹息。
他派了个文书做向导，头一件事就是去视察那座堤坝。
西山坝是固县的生命线。
清朝康熙年间，人们修建了一座土坝，长度有七十丈，高度是一丈五。这座坝引来了丹水，灌溉了三千亩的农田。
现在大坝塌陷了十二丈，缺口就像一张张开的嘴巴。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片泥泞中，那泥巴深到小腿，甚至到膝盖。地上插着一根半截朽木，那是以前人们在紧急时刻用来加固堤坝的。但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木头因为太久没用而腐朽，绳子也早已腐烂断裂，整根木桩歪歪斜斜的，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过去的时光。
谢兴峣弯下腰，拿起一块田埂上的泥土。
土质疏松，轻轻一捏就化成细粉。
他问老农：“当年是怎么修建的？”
老农摇摇头说：“官府说是发粮招募劳工，结果粮没发下来，工人们白辛苦。坝修了一大半，监工却带着钱跑了。”
回到县衙，谢兴峣开始翻阅旧日的档案。
在乾隆五十二年的时候，他们准备修坝，预算用银两千三百两，实际用了千八百两，剩下五百两作为“备用”。后来，这五百两的备用银成了某任知县的寿礼银。
他拿起笔来写道：“大坝不是用土石建成的，而是用民心筑成的。如果大坝崩溃了，民心也会崩溃。”
修坝，钱不够。
县里的钱袋子空了，省里也没钱拨补。
谢兴峣亲自做了。
他卖掉了父亲留下的两件宝贝：一方歙砚，一块端砚——那是谢振定生前用的，砚底刻着“守拙”两个字。
得到了四十八两银子。
他拿出了整整一百零五两的年薪。
凑齐一百五十三两银子，去购买石灰、麻绳，还有崭新的木桩。
人手不足。
他贴出告示说：“来修大坝一天，等同于交赋粮一斗；如果带着家人一起来，还管一顿饭。”
人们半信半疑。
前三天，只有十七个朋友光临。
谢兴峣带头下到坝基，光着脚在泥里踩，肩膀上扛着条石。
第四天，到了八十三个人。
第七天，有三百人。
他不盯着，一起加油。
中午时分，我蹲在坝上喝着稀粥，碗里的米粒还能数得清楚；晚上则睡在工棚里，草席下面铺着《河防一览》这本书，头枕着它，听着外面潺潺的水声。
有人劝他：“何必大人亲自动手呢？”
他这么说：“这坝是咱们共有的坝，这力气是大家出的力气。我多搬一块石头，就能让乡亲们少搬半个。”
修到一半的坝，突然下起了暴雨。
河水猛涨，浑浊的水流冲击着坝基，新填的泥土眼看就要被冲垮了。
谢兴峣跳进水里，用身体堵住缺口，喊：“赶紧填土！”
衙役和民夫们手拉手，组成了人墙。
雨下了一整夜，人也站了一整夜。
等到太阳一升起，大坝就稳固了。
谢兴峣高烧三天，醒来第一句话是：“坝……补上了？”
那个建成的日子，没有放炮庆祝。
村民们自发动手，把三牲摆放在坝头。
老农捧着一碗新米，硬是塞进谢兴峣手里：“大人，尝尝，是头茬水浇的。”
青青的小米粒，饱满圆润，散发着淡淡的青光。
大坝建成了，水流涌来了。
荒废了十年的农田，现在开始重新种上绿油油的秧苗。
谢兴峣一直在说。
他把目光转向了另一桩事儿——西山的盗贼们。
有个绰号叫“黑鹞子”的匪首，原来是个河工。坝溃后失业，就聚集了三十个人，专门抢劫运粮的车。
官兵围剿了三次，每次都扑空。
谢兴峣没有调动兵力。
他让老农上山去送个消息：“咱们的蓄水坝修好了，地里有水了。你们现在可以回去种地，朝廷会免除你们三年的赋税。”
没有人相信。
他亲自动手去做。
只带一个老仆，背一袋新米，徒步上山。
在山腰的老庙里，发现了一伙盗贼的老巢。
黑鹞子横刀挡道：“又是政府来骗人吧？”
谢兴峣不说话，米倒进锅里，生火煮粥。
米香四溢，让匪徒们的喉咙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他们已经十年没尝过新米的香味了。
粥做好了，他盛了一碗递给黑鹞子：“先吃。吃完了，我再说。”
黑鹞子接过碗，手抖了。
喝完酒后，他跪下来问道：“大人真的会种地吗？”
谢兴峣一摆头，笑说：“我的三十亩斜坡田，给你十五亩。等到秋天收成的时候，一粒粮食都不收。”
那天，三十二名土匪跟着谢兴峣回到了县城。
衙门里没有锁链，只发了锄头。
秋天的收获季节，每亩地里收成了满满的一石三斗粮食。
黑鹞子带头修路，从西山到县城，挖出了三里石阶。
这条小径后来被人们起了个有趣的名字——"鹞子道"。
打完了土匪，谢兴峣心里想着，接下来要做的，是件大事——建个学堂。
哎呀，固县的百年历史里，竟然连个学宫都没有，这可真是个让人惊讶的事情呢！
孩子们学写字，常常是在村里的祠堂一角，由一位私塾先生在破旧的小桌上教他们。
谢兴峣的目光落在了县衙后面那个废弃的园子里。这地方，曾是县令的私人花园，如今却一片荒凉，杂草长得比人还高，假山的一半也垮塌了。
他拆掉了假山石，铺好了地基；砍倒了荒园里的竹子，编成了篱笆；卖掉了自己两匹马，买了《三字经》和《千字文》，各一百册。
那天开课，没找来村里那些大人物，也没响起那热闹的鞭炮声。
他站在竹篱笆旁边，对着五十个泥巴孩子讲：“认识字，你就不怕官老爷；算得清清楚楚，你就不怕账房的鬼主意。学习，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不变成傻子。”
孩子听不懂“傻子”这个词，但他记得那个眼神里闪烁的光芒。
学堂的名字叫“明字斋”，门头上刻着两个字：识字。
识字的人增多了，告状的人变少了。
老百姓学会看粮契，知道“折色”是什么意思；学会算亩产，明白“浮收”是怎么坑人的。
县里的法律官司，这半年啊，从三百件硬生生减少到了三十七件。这数字一看就让人觉得挺喜人的，说明咱们县里的治安和纠纷处理工作做得不错。
谢兴峣接着提出了“粮册自核”的方案。
给每家每户发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他们家的田地大小、等级以及需要交的粮食数量。户主自己要对照一下，确认无误后在册子上按个手印表示认可。
有误，当场改正；无误，则由官民各自保存一份。
三月一到，田赋的欠款就收齐了六成——不是靠逼迫，是因为百姓信了这本册子。
他干事儿，不靠吓唬人，而是靠一种力量——“信”。
信，不是靠大声喊出来的，而是通过脚踏实地的行动，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像是在大坝上赤着脚，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工作；像是在山上，端一碗热腾腾的粥，温暖人心；又像是在学堂的竹篱笆上，用钉子一钉一钉，建立起知识的围墙。这些行动，都在默默地传递着信任与承诺。
到了嘉庆二十三年的春天，河南的巡抚官要开始考核工作表现了。
固县排名第一。
四句话，通俗版：“水利搞好了，盗贼自然少了，百姓生活安定；教育风气变好了，诉讼少了，赋税也清平了。”
谢兴峣被提拔为杰出人才，被带到京城接受面试。
在保和殿的东暖阁里相见。
嘉庆帝年纪大了，头发全白了，眼睛还是像鹰一样锐利。
他仔细查看谢兴峣的简历：此人是举人出身，在固县任知县五年，期间没有接受过任何请托，也没有收到过礼物，更没有被人弹劾过。
最后一行小字：“父谢振定，曾任礼部郎中，谧号恪愍。”
嘉庆爷把头抬了抬。
他的目光在谢兴峣的脸上停留了足足十秒钟。
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谢兴峣低头：“臣，谢兴峣。”
“爸爸？”
“我父亲，谢振定。”
嘉庆帝突然笑了。
不是那种假模假样的笑，是那种笑得眼角都起了皱纹，喉结轻轻颤动的真心笑。
他站起身，走到谢兴峣面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力量很大。
谢振定的儿子
他停了停，声音轻轻的，仿佛在自言自语：“那一年雪下得很大，西河沿的火光特别明亮。”
金口玉言：谢兴峣，从今起升任叙州府知府，官阶为正四品，立马就去上任吧。
——这位官员从最小的七品县令一跃成为四品知府，连续晋升了三级，这在我们朝代可是很少见的哦。
整个大殿里的官吏们都屏住了呼吸。
没有人敢提问原因。
他们心里有数。
谢兴峣没有接受别人的感谢。
他说：“我，要像父亲一样。”
嘉庆爷轻轻点了下头。
这句话的分量，比颂扬无数赞语还要重。
叙州府，四川南部的一个地方，管着三个县和一个厅。这里的人们都是汉人和少数民族混住，盐井多得像树林一样，因此有“通往滇黔的钥匙”之称。
以前的知府因为盐税亏空被撤职，库银用完了，老百姓的怨气很大。
谢兴峣上任后，首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步，找盐井。
叙州有72口水井和300多口水井。
账面上说每年需要缴税十万两，但实际上只收了三万。
谢兴峣直接下井，没管账上的事儿。
穿短衣，戴竹笠，跟着盐工下百丈深井。
井壁黏腻，铁链发暗，吊桶的绳子只剩下了三根线头。
他在井底待了三天，亲眼看见盐工们怎么淘卤水、怎么煎盐，还看到了“井头”怎么克扣他们的工钱。
他上任之后，决定彻底改变盐税的收取方式。以前，盐税是包给商人的，这些商人再转嫁到盐工身上，层层加码，搞得盐工们苦不堪言。现在，他要让盐税直接从消费者那里收取，不再经过商人的手，这样一来，盐工们就能减轻负担了。
每煎一锅盐，官抽三斤，剩下的归工人。
盐工的收入翻了一番，但课税却增加了四成。
第二，穿好军装。
叙州地方多山，村寨分散，一个村子被劫，十里之外都不知道。
谢兴峣提出了“联寨铃”的主意：每个寨子都设一口铜铃，遇到紧急情况就摇一摇。邻近的寨子听到声音就会来帮忙。
铃声规定：一长两短表示有盗贼；三长表示起火；快速摇铃表示情况危急，需要改变策略。
半年时间，小偷事件减少了八成。
第三，开放仓库。
不靠政府的储存，靠民众的捐赠。
每到秋收季节，每家每户都自愿捐出一升粮食存入公共仓库。仓库的门上贴着红纸，上面写着：“今天我帮助别人，他日别人会帮助我。”
储藏室里不派专人管理，而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五位老人轮流坐班，每月的账目都公开展示在祠堂的墙上。
经过三年的努力，存下了八千石粮食。在嘉庆二十五年的大旱灾中，政府开仓救济，救活了三千多人。
他做事，还是那股劲：不靠关系，靠实力。
踏踏实实地深入矿井，仔仔细细地聆听警铃，老老实实地公开账目。
有人好奇地询问他的独门技巧。
他这样回答：“老爸他烧车，烧掉的是空洞的东西；我干的，是实实在在的事。没了空洞，实打实的才站得住脚。”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去世。
道光帝登基。
新皇帝召见了地方官员。
谢兴峣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中。
道光问道：“固县和叙州应该如何治理呢？”
谢兴峣说：“建坝在实处，粮食收在明处，学习要从近处做起。”
道光帝想了一会儿，拿起笔用朱砂写下：“谢兴峣，你做事认真负责，可以重用。”
红案传开，朝野侧目。
两位帝王，都认同同一个人。
不是看他的才能，而是看他的品格。
谢振定的骨，在西河沿那场雪地里的烧车事件中，没有弯曲。
谢兴峣的骨头在固县坝基的浊浪中堵缺口时没有软化。
这骨头，可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是从《周礼》中学到的规矩，是从巡视街道看到百姓拆屋梁时感受到的同情，是从典当砚台换石灰时算出来的账——
官俸是一百零五两，修建大坝需要三百两，差额是一百九十五两。
卖砚四十八两银子，换粮食的折合工钱是一百四十七两——这就对上了。
没有感动，只有感觉相似。
对得起法律，对得起人心，对得起自己深夜里补录的那些信纸。
谢兴峣后来升任到了湖北按察使的位置，主要负责处理全省的法律和刑罚事务。
他在审理案件时，不先听口供，而是先查看物证。
一起命案，仵作说死者是自缢。他检查绳痕，发现勒痕深陷皮肉，但颈后没有提空痕——这是勒杀后假装自缢。
深挖下去，发现原来是族人之间的财产纷争。
有人送礼，希望他网开一面。
他让人把礼送回去，并附上一封信：“我父亲烧了车，因为那是不恰当的；我拒绝收礼，因为那是不道德的。车可以烧掉，但心不能。”
他因为在任上生病，道光十一年冬天就去世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老人请人拿来了两件宝贝：一块小小的铜珠和一块刻着字的木板。
铜珠是老爹留下的宝贝，木刻则是从前固县学堂大门上刻的图案，后来学堂拆了，人们悄悄地把它们保存起来，送给了我。
他把两件东西放在枕头底下压好。
没留下遗言。
——有些话，不用说。
大坝建好了，水也有了，田地也安全了；
铃响，安好；
当文字浮现，人们便从梦中醒来。
这就足够了。
后来，人们在编写《清史稿》时，把谢振定放在了“循吏传”里。
循吏是指那些按照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的官员。
不是说那种清官——他们光是说不贪而已；
不是那种能做事的人——能做事的人只管把事情做好；
循吏，这可是古代官场里的佼佼者，他们的工作就是按照规矩来，踏踏实实办事，心里头想着老百姓。
班固在《汉书》中这样定义：说话要诚实守信，做事要果敢坚定，许下的诺言一定要实现，即使付出生命也要帮助陷入困境的朋友。
谢家父子真是名不虚传。
有人问：他们害怕吗？
这字代表了人面对未知或威胁时的自然反应。它是一种心理机制，帮助我们在面对危险或不熟悉的情况时保持警觉，从而做出保护自己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心里的一种紧张感或恐惧感。当我们感到害怕时，身体会释放肾上腺素，心跳加速，准备应对潜在的危险。这是人类生存的本能之一，帮助我们避免可能的伤害。不过，害怕也可能是过度的，例如对某些事物或情境的不必要恐惧，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理解害怕的根源，并学会控制这种情绪，是许多人追求的心理健康目标。
谢振定在烧车那天，手心里全是汗；谢兴峣在堵坝缺口的时候，腿都在发抖。
尽管心里害怕实盘配资之家网，工作还得继续。
富兴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